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我们可以从《易传·乾·彖传》天的云行雨施，各正性命来理解这点。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都有一个不已，对应着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之道。

参见陈明：乾父坤母：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基于比较宗教学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同样也可如是以观。韩愈《进学解》说的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即是此意。帛书《五行》云：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生德于中不只是要积累德性，更是唤醒生命的根源意识，在个体生命与神圣之天之间建立起联系，使自己由自在的存在转变为自为的存在。

这里虽是以气言性，但义理基础来自《易传》乾卦之彖传、卦辞及文言：大哉乾元之形上之元落实于心，成为元亨利贞之形下之元（近乎种子义），心则以其机能将这一过程完整表达完成（所谓心以成性，对应致中于和）。礼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和伦理价值原则，人心则可以说是指人的心理情感体验需要。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

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范例，透过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很好地揭示儒者的生命深度与神圣经验。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生活的基本方式。因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本质上是一种仪式行为。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

我们面对的是朱熹眼中的先圣和仪式，而非近现代学者阐发出来的孔子和儒家形象。就此而言，对这一礼仪实践的分析，需要放在思想与行动的交织互动中加以呈现，揭示出礼仪空间的意义建构和实践者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经验，以呈现文本所具有的诠释学意义和精神价值。

26 创造性转换是杜维明先生发掘儒家为己之学所蕴含伦理宗教意义时使用的说法。18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4页。参[美]伊利亚德著，杨儒宾译：《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第1-39、87-88页。3  Catherine Bell,Ritual: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9，尤其是第81-83页。

这一意义上的先圣，始终处于追求成圣的理学生活的核心，因为成圣之路就是要通过效法先圣，不断去体认圣人之心和圣人之道。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对朱熹来说，祭祀先圣具有特定处境，祝文写作要依据当下境况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祈求，绝非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这在朱熹留下的先圣祝文中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与同时代很多儒者的同类祝文相比较而言。因此，对真正的祝文写作来说，书写是具有深刻精神性意涵的行为。

因而，主祭者听而不是读这一安排的意义在于，保证主祭者能够全身心进入到与先圣之灵的感通之中。从朱熹的个案可以看出，对儒者生活实践中所蕴含的神圣经验的阐发，包含着重要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必须放在儒家传统和文明史脉络中加以理解，而缺少了宗教学视域的观照，这一向度的丰富内涵会大打折扣。

换言之，神道设教是这种理解的基本表达，祭祀是圣人教令和制作的结果【12】。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

在朱熹对于祭祀感格的信念中，先圣作为道之象征的他者，在仪式中以神之灵气的形式降临，与祭祀者实现一气的共在与感通。2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页。因而，本文对朱熹祝告先圣的分析，尝试采用宗教学和诠释学的视角，说明这一行为实践可以为今天理解传统儒家的精神世界带来何种启示。按贝尔及其称赞的实践—表演学派对仪式研究的看法，理解仪式的关键，是把握其仪式化（ritualization）的过程，关注特定时空里的身体运动和个人意识，如何界定和感受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相结合，仪式的核心是变化，它不单是价值观、等级和权威的体现，同时也是对这些观念的构建和修订【3】。杨华：《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相反，如果忽略这种与神圣相关的价值面向，将其单纯化约为伦理道德感受，则会窄化儒者生命的深度和丰富面向，无益于对儒学传统深层精神价值的发掘。

这些价值规定着儒者整个生活的基本模式，而非只是影响某一部分。这个被模仿的原初行为，即是原型（archetype）。

这一过程首先包含着对自家生命的反省、观照和审视，而由于圣人可学而至的信念，这一审视也同时包含着追求成圣的目标定向和意义确证。这表明朱熹在先圣面前真诚敞开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面对一个高于自己生命的理想典范对象的自然反应，这种敞开会自然走向对自身生命不足的反思与超越。

在这种背景下，祭祀时要不要祈祷就成了问题【16】。在朱熹看来，子路的做法不应受到批评，因为这一行为是子路表达自身不能自已之情的至诚之举，安顿这种慊然不足的情感正是祈祷的根本意义【18】。

有关《朱子家礼》的相关研究文献更多，不再一一列举。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朱熹真诚地相信，祭祀时可以引得鬼神之气流动充满，实现与祭祀对象的共在和感通。研究仪式的著名学者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这些视角的最大缺点，是从结构主义的静态立场将仪式视为一个整体和系统，过度强调仪式及其象征系统对行为者的单向度影响，把仪式活动看作对文化法则的接受和展演，结果忽略了仪式实践者的实践过程及其能动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祝告先圣这个文本，具备了诠释学上的普遍意义和重要价值。

我们先来简要说明朱熹祝告先圣的意义经验及其对生活的影响。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因而，对于祭祀、祈祷和先圣的这些基本信念，共同支撑和建构着文本开显出来的意义空间，也是理解朱熹从中所获礼仪经验的基本前提。

这些视角虽有差别，但在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面则是一致的。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将儒家宗教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论域，而非将儒家是否是宗教作为论题，可能更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在这一书写过程中，朱熹需要重新思索如何将自己呈现在先圣面前，如何将自身处境和状态呈现给自己所敬畏并追求达致的神圣原型。因而，研究和理解仪式行为，不能脱离特定文化的象征符号及其意义表征，因为这构成了仪式空间意义建构的基本前提，也构成了理解和诠释仪式经验的客观性依据。摘要：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为理解儒者的精神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

尤其从功能主义视角对礼仪社会作用的分析，虽然对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非常重要，但也可能会化约行为实践中蕴含的本真意义，因为它属于在研究对象后（对其产生结果）的研究，而儒者在礼仪实践中获得的意识经验，才真正与个体生活的深层精神密切相关。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诠释者）将朱熹祝告先圣看作文本，即意味着承认朱熹在这一礼仪实践中的态度及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经典，并仍能够为我们理解人类生命本身提供重要启发。

不过，这种扩展并非无据可依，解释学大师保罗·利科即阐发了有意义行为作为诠释文本的正当性与可能性【8】。4 [英]维克多·特纳著，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象征之林：恩布登人仪式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页。

16 明显的证据是，《礼记》中同时保留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

(责任编辑：黄大炜)